“我的兒子死了！”電話筒另一邊，傳來一把滄桑的老婦人聲音，第一句話就讓我震懾不已。
“阿婆，你……”我來不及問她發生甚麼事，她也無意自我介紹，就以機關鎗的速度，講述自己的可憐身世。“你可以幫我嗎？我是你們的忠實讀者來的，所以你聽我說啦……”
“我兒子很好人，很孝順……他兩年前死掉了……你懂嗎？那個壞女人騙走我兒子的銀行存摺，然後拿完銀行戶頭所有的錢啊，一毛錢都不留給我老人家啊，幾無陰公啊！”
基於禮貌，我沒有打斷她，但是老婦講得很急，字裡行間完全沒有逗號及句號，連續講了5分鐘，將故事重復一遍又一遍，絲毫無意停下來換氣。“我曾經找蚊症黨的不懂甚麼人幫我，我又向銀行和警方投訴，又沒消息……”
我忍不住打岔：“安娣，你要我們怎麼幫你啊？”我一連幾次要求老婦停下，她卻不理我，繼續重復故事，我急得說：“安娣，你先靜下來，聽我講！”她仍嘮叨講個不停。
我只好提高聲量：“安娣，我數三聲，你不讓我說話，我就要蓋電話了。”安娣終於靜下來，我以為有機會講話了，怎知她又開始重復：“你講甚麼啊？我聽不到，我跟你講，我兒子死了，那個壞女人……”我傻了眼，身邊的主任及同事不約而同望住我，原來大家對老婦的來電，已不陌生。
原來在過去兩週，老婦每天定時打電話找記者喊冤，雖說塵世間最難過的事，莫過於白頭人送黑頭人，但是採訪部每日接到各種悲情、複雜又愛莫能助的求助電話，老婦不過是其中一位。
後來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同事也接到老婦的電話，或許老婦的身世讓她一時感觸，只見她雙眼泛紅，雙手抓住電話筒，哽咽的講不出話來。
我只感到無奈及難過，無奈就是想幫忙，卻無從下手，難過則是礙於截稿時間到，我們只能蓋電話。
（光明日報／好玩‧文：洪國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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